惊，100多年前国考就有茶了！
惊，100多年前国考就有茶了！1900年，光绪的状元策，有一题考的就是茶之于大清的意思。 开始问题都很简单，“茶税之征，起于唐代。其初税商钱，在于何时？独开茶税，在于何时？茶官之设，在于何时？税茶之法，其后增减若何？” 其后引发的议论却不简单，光绪说，茶对于国防来说，太重要了。 汉武帝北筑朔方，西戍乌垒，一时匈奴震慑，而中国亦为之虚耗。光武拒西域都护之请，徙幽并边人于塞下。虽不劳中国以勤四夷，而未免示弱。防边之道，果以何者为善。 唐设安西北庭四镇，得控制之宜否？夫古者防惟在陆，今者防兼在海。溟渤万里。处处可通。果于何处设守，始克收陆詟水栗之效欤。夫典学以裕政原，固本以重疆索。理财以舒国用，设险以慎边防，胥制治保邦之要图也。 这是清实录里记载的。以下是小编做的功课： “茶马互市”始于唐代，宋、明、清几朝定为“国策”。如《明史·茶课》所云：“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犹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在千余年里的茶马互市中，无论从军事角度讲还是从商贸角度讲，陕西都是朝廷军事上的前沿阵地、桥头堡和商贸交易中心、物资集散地，它的战略地位举足重轻。 以茶抚边，起源于文成公主。“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唐·陈陶《陇西行》），文成公主或许是最懂也最体恤吐蕃人心身需求的女子，她不仅用和亲的举动抚慰了松赞干布和他的臣民，带来了边地的平安，而且她进藏带去的茶叶，使吐蕃人发现了茶叶对这个缺少果蔬食用的民族的重要性。所谓“牛羊之毒，青稞之热，非茶不解也”。藏地和西部高原各民族始兴饮茶之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新唐书·陆羽传》），茶马交易由是发端，而其茶即为黑茶。以后的宋朝政府从茶叶与国家政治经济的特殊重要关系和边疆安全考虑，在兰州、秦州、熙州（今临洮）、岷州、庄浪等地设“茶马司”，以“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职官志》）。 历史上的茶马互市有多大规模呢？就以南宋为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蜀茶》云：绍兴元年“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岁产二千一百二万斤。（一千六百十七万系成都府路九州军，凡二十场；四百八十四万系利州路二州三场。）通博马物帛，岁收钱约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川、秦八场额市马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朝廷每年要从大西北和西藏地区少数民族那里换回12994匹良马，以装备朝廷的军队，万余马匹的要多少斤茶叶呢？按每匹80斤的平均数，茶叶的流通量在百万斤以上。何况需要交换的不仅仅是马匹，还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产，如毛皮和药材。除了茶马互市外，还有数量不小的“贡赐贸易”。川陕间茶叶、马匹的往来，金牛道是必须选择的也是无法绕过的必经之途。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明确指示：“用‘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明史 ·茶法》）。300万斤茶叶决不是汉中（指陕西南部）一地所能供应的。明弘治十八年（1505）杨一清《茶马疏》说当时买马之茶主要来自四川，两省“合用运茶军夫。四川、陕西都、布二司各委堂上官管运。四川军民远赴陕西接界去处，交与陕西军夫，转运各茶马司交收。”按“洪武永乐年间旧例，三年一次，番人该纳差发马一万四千五十一匹。” 《茶马疏》记载当时汉中还设有加工毛茶的基地。“成化十九年，令四川保宁等府茶课，每岁运十万斤至陕西交收，转运各茶司支用。”要长途跋涉转运多少茶叶呢？仅四川保宁府一地，少则10万斤， 多则100万斤。 明代经营茶叶的多是秦地和晋地的商人，用于茶马交易的茶叶除陕西汉中茶外，大多都是湖南的“黑茶”和四川的“蜀茶”。通过明汤显祖《茶马》诗，我们可以了解茶马交易的一些实际情况。例如，当时茶叶用“篦”作计量单位，获得“引”的商人有在茶区收购茶叶的权利，但有一半要交给茶马司，用于茶马交易。这首诗中的“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经常被人引用。在千年岁月的寒暑间，这一块块粗黑的砖茶，用它红浓醇香的汤汁，在西部戈壁沙漠的军帐里消弭了多少战争的烽烟，在雪山草原的毡房中温润了多少牧民的心身。“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这是怎样的神奇之饮啊！ 为了扶持蜀地的茶产业，以利实施茶马贸易的国策，户部郎中黄廉元佑元年“请榷熙秦茶勿改，而许东南通商。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定博马岁额为万八千匹。朝廷可其议。” （《宋史·黄廉传》）赵凯指陈榷茶买马五害时提到“成平时，蜀茶之入秦者十之八九。” （《宋史·赵开传》）一年中蜀地生产多少茶叶呢？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蜀茶》云：绍兴元年“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岁产二千一百二万斤。”扣除利州路的部分产量，总在800万斤左右，折合为480万公斤，合4800吨，运往陕西的“十之八九”大约在400吨到440吨之间。 蜀茶入陕一个最大的难题是运输问题。“川路险阻，搬茶至陕西极难。始元丰（1978——1085）初，拨成都路士兵数百人，贴补搬运，不一二年死亡逃窜几尽。茶司遂会和雇人夫，同共搬运。州府畏其势力，或和雇不行，则差税户前往，颇有贴费。洋州一处，因差夫搬茶，最为骚扰。”（蜀州通判吕陶《净德集 ·奏为缴连先知彭州日，三次论奏榷买川茶不便，并条述今来利害事状》）担任运茶工作的是“成都路士兵”、“和雇人夫” 或者“税户前往”。这样巨大的运输量不可能全凭人背肩扛，马驮车拉是必然的选择。 明人何孟春1528年撰《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5记载：“洪武中，……驸马欧阳伦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货鬻，……陕西布政司移文所属起车载茶渡河州。伦家人周保者，索车至五十辆。”欧阳伦从四川走私茶叶用的运输工具就是马拉大车，而且一次走私就是50辆，官家沿金牛道由川入陕大规模运输茶叶的场面，虽不如由川西入藏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富有诗意和民族风情，但十分壮观的场面也使那条茶马古道黯然失色。 清代较前朝逊色。民国赵尔巽等1927年撰《清史稿·食货志·茶法》记载：清“于陕甘易番马”、“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嘉庆前“陕、甘发西宁、甘州、庄浪三茶司，而西安、凤翔、汉中、同州、榆林、延安、宁夏七府及神木厅，亦分销焉”。茶马贸易的规模有多大呢？“茶马御史廖攀龙又言，茶马旧额万一千八十八匹，崇祯三年增解二千匹。”、“康熙四年，虽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仍准互市”。清朝前期每年11088匹，后又增加2000匹，共13088匹，需要茶叶百万斤之巨，涉及陕西七府一厅，蜀茶入陕的运输量不比前朝，但也十分可观。 封建朝廷为控制茶叶专卖，规定每百斤茶叶为一引，由户部发放“引票”，也就是配额。朝廷为鼓励茶商贩运茶叶，奖励茶商上引附茶700斤、中引560斤、下引420斤作为酬劳，由他们自己出售或换马。因为这种酬劳是在正茶（即交割的茶）之外附发的，称为“附茶”，后来用谐音“茯”代替“附”，茯砖茶的名称由此而来。 茯砖茶是以优质黑毛茶为原料，经发酵和发花工艺制作而成的。茯砖茶中 “冠突散囊菌”(即金花)的生长茂盛情况，是衡量茯砖茶品质好坏的主要标志。优质的茯砖茶砖面平整、棱角分明、厚薄一致、“金花普茂、菌香浓烈”，汤色如琥珀，滋味醇厚，香气纯正。数百年来，居住在沙漠、戈壁等荒凉地带的少数民族，特别是从事畜牧业的游牧民族，一直把益阳茯砖茶作为生活必需品与奶、肉并列。因此，茯砖茶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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